摘要：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失衡、南方与北方失衡、物质与精神失衡、农业与工业失衡、科技与文化失衡等一系列阴阳失调的危机，都与城市与乡村失衡密切联系。
我们生活在诸多关系失衡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失衡导致能源环境危机、工业与农业失衡导致的全球粮食危机、传统与现代失衡导致的多样化文化破坏的危机、物质与精神失衡形成了世界性精神缺失的危机、南方与北方失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的危机。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失衡与危机的背后与乡村与城市的失衡密切相关。乡村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演化信息和能量的完整的两大载体，乡村与城市的失衡是造成当代人类文明危机深层原因所在。
近代以来，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以来，城市成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天下大事。然而，星斗运转，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当时代太阳从西方太平洋开始登陆到东方大陆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发现，在时代春天阳光沐浴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乡村中也有大乾坤，乡村是不仅仅是命系中国的大事，也是事关世界的天下大事。
在时代给予的至高点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文明主导的时代式微，乡村文明复兴渐起时代的开启。
乡村文明复兴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再度回到农业文明的时代。乡村文明复兴是对当代世界出现的城市与乡村两极文明失衡矫正的时代需要。
在乡村文明的复兴中，重构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关系，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也是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发展的新趋势。
一、一种新文明观：乡村、城市平等的文明观
在城市文明主导理论与话语体系中，乡村与城市属于两个不同等级的概念。乡村是这个时代落后、愚昧的代名词。
然而，当我们将视野从工业文明时代这个有限时空，拓展到人类文明历史的大时空和长周期中，则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不是先进与落后关系。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类文明全部演化信息的携带者，他们之间是一种不可分离、相互不可替代的阴阳两极的太极关系。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乡村与城市是人类文明演化全信息两个载体
一个种子中有大乾坤，复杂多元化的生命世界的统一性，以及其演化的秘密隐藏小小的一粒种子中。
考察人类文明演化秘密，则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就是构成人类文明演化的阴阳两极。是人类文明演化种子信息的携带着。文明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总和。在属于人类文明的组织中，能够把属于人类文明的全部要素集合起来是乡村和城市。虽然国家也集合着人类文明的全部信息，但国家不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种子信息源，而是乡村和城市所携带文明信息的显化形态，就像种子和大树的关系一样。
2、乡村与城市携带的信息等量、功能生克互补
乡村与城市就像构成太极阴阳两极一样，属于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关系。按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自然演化之道，城市与农村的之间的对立统一，相生相克互动机制，形成了人类文明演化生生不息动力。
近代以来，在西方城市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形成的所有理论都是为城市文明服务的。即使有关于乡村的理论，也是站在城市的一端，所看的乡村。乡村缺乏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解释理论。其实乡村与城市一所携带信息是等量、所具有功能既正反相对、阴阳相合。两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
在工业文明主导时代，形成了一整套根源于城市文明系统的概念。以这些概念为标准，形成了一整套现代化的理论标准。如来自城市开放、自利、竞争、创新、自由、理性等概念都被认为是进步的概念，相反，与此相对于封闭、利他、共生、传承、保守等被认为落后的概念。如果我们滞留在在当下工业文明主导世界空间中，这是对的。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时代高度看乡村与城市时，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是构成人类文明演化不可缺少阴阳两极。中国太极理论告诉我们，一阴一阳则为道。老子在《道德经》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就是宇宙中不存在绝对孤阴、孤阳的事物。因为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动力，就在阴阳的生克互动之中。
如果说自足封闭的乡村就一定落后，恰恰自足封闭的乡村形成的城市没有物质财富的自养体系，使乡村获得了城市所没有持续、安全发展的特性。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长寿文明，其秘密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个乡村所提供稳定安全的自养系统。这个高度分散的乡村自足、自养体系文明，一方面使中华文明获得一种长治久安的稳定的物质给养保证的同时，也使得中华民族文明种子大空间高度分散中，获得了规避风险的作用。而各种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系统，使城市获得乡村没有的要素集聚效应。在开放系统中依靠外源获得财富快速增值功能的，同时也使城市文明成为持续发展差、规避风险不足的文明。 2000多年前，快速崛起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文明，同时也是一种短命的文明。
乡村形成的封闭熟人社会，形成的以宗法、村规民约的乡村自治治理模式，与城市生人社会基于个人权利保护的民主法治模式相比，就一定是落后的治理模式吗？其实不然，基于内生约束机制的乡村自治管理模式，恰恰是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一个管理成本最低、管理难度小的国家。而基于外部约束的法治社会，则是一个高成本管理的社会。但然，并不是中国的乡村宗法自治管理就一定比城市生人社会的法治民主管理优越，其实这两种管理是适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形成，各有自己独特的适应性和功能的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把本来属于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加改造地输入到熟人社会的农村，经过20多年后的今天，仍处在乱象中，无法落地。
在受土地制约导致物质财富供给有限性，所形成节约、低能耗、慢节奏、慢流量的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就一定是落后吗？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相反，开放的城市系统，形成的交换经济，确实有乡村所没有的高效率生产方式，但维系这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又必须以高能耗资源来支持，以不断膨胀的高消费来满足，以高成本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来支撑。在一系列高度分工复杂的系统所支撑的城市文明，又成为一种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同时也是高风险、不可持续的文明。而当代人类遭遇的能源环境危机，恰恰是城市文明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弊端。
3、东西方文明属于两类不同的文明模式
到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史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文明的演化史就是一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交替鼎盛的演化史。人类文明非常公平第为两极文明提供了信息显化的机会。
乡村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两颗种子，生发出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近代以来对于东西方文明和文化差异研究是国际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从显化形态看，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在生产方式上，中国是一个农本经济国家，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是一个工商业经济的国家。在社会治理上，西方是民主法治，中国是宗法德治。在社会伦理上，西方是崇尚个人自由、自利竞争，倡导诚信、正义与公平。而中国是崇尚集体互助，利他共生。倡导孝悌、仁爱与忠信。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善于深入微观的实体分析，定量分析和理性分。东方则是善于面向宏观的关系思维，进行系统整合的悟性思考等等。但我们把所有这些差异性的从根源上进行探究，则可以发现，东西方复杂的差异根源于构成这两种文明的逻辑起点不同，这个逻辑起点就是乡村与城市。尽管在东西方文明的体系中，都有乡村与城市的存在。但是城市与乡村在东西方文明形态扮演者迥然不同的角色。中华民族是根源于乡村社会的文明，西方文明是根源于城市社会的文明。
乡村是生发出中华民族五千文明的种子。中国的5千年文明根源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的载体是乡村。中国属于世界上发展成熟度最高、而最具有持续性的乡村社会主导文明。乡村不仅是农耕经济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发育、储存与传承的载体，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长寿的秘密所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两千多年的朝代更替、外族侵扰中，虽然古代城市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但中国文明的传承没有中断，因为中国文明的种子在乡村，只有乡村在中国文明传承就会延续下去。
复兴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内涵。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使当今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学，也不能等同于孔子和老子。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依托古代高度发达且成熟农业经济而形成的，而农耕经济载体是乡村。
作为中国文化渊源经典的《诗经》《易经》《道德经》，不要简单归结为古圣贤的天才之作，应将这些经典视为，在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上绽放花。而为这棵大树提供营养的是这棵大树的根，而这个根就是中国乡村文明。《诗经》就是中国古代乡村农耕祭祀、乡村农耕生活、乡村民风的诗意表达。《易经》的系辞讲，《易经》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看人和的成果。为什么中国古圣贤要观天象、察地法，观人和，是因为古代农业生产所作最基本三大要素，就是天地人。所以构成《易经》逻辑起点的三爻就天地人。老子在《道德经》所讲的道，也讲的是天地演化之道，让人遵循天地之道，做人做事、治国专家、修心养性都要按照天地之道进行。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在中国的功能与西方的城市是不同。就像男人身体中也有女性雌性激素一样，不发挥显性的作用。中国古代城市也具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工商业经济中心的功能，但城市所有的这些功能，不是内生于城市本身，而是内生于与城市联系的广大乡村。决定中国古代经济命脉的农业经济在农村。即使在城市的工商业经济也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城市许多经商人家在农村，在城市获得财富，最终会回流到乡村去。为中国城市提供官员的科举制度的教育，不在城市在农村。中国古代教育体制，是选拔使用在官府，而教育则在广大农村。在中国官员中实行的告老还乡制度，使城市的政治生态与农村有解密联系。总之，在中国古代乡村与城市关系，是一棵大树的树冠与树根的关系。乡村是这颗大树根，是这颗大树生命所在，即使这颗大树树冠被摧毁了，只有根在，仍然会重新成长。
相反，从城市这颗种子中发育出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与古代东方文明模式完全不同。西方的城市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集聚的中心，同时也是生成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在中国城市则是是乡村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表现的载体，而在西方城市本身就是这些因素的根系所在。由于古代最早诞生与爱琴海地区的城市，不是内生于当地乡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来自外来民族对原有定居民族征服之后集中定居而形成了西方的城邦。出于自我保护和统治被征服乡村的需要而形成的城市，决定了西方的城市与乡村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具有不同等级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中国的城市乡村则没有如此清晰的阶级关系。
住在城市中的征服者，为了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维持集中定居民族通常要做两件事：其一是使被征服的居民变为奴隶，通过对他们的奴役，掠夺获取生活必需品；其二是在集中定居地发展手工业，从事商品交换来弥补生活必需品之不足。这样作为西方文明起点的城市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古代西方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对立的表现。二是城市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心，作为征服民族对全国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心，城市便成为外来民族携带的游牧文化显化张扬的最佳场所。而游牧文化所具有的开发性、流动、殖民等文化基因，在城市文明体中得到充分发育。成为后来西方文化
由于城市与乡村在东方文明扮演了不同角色，不仅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也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演化之路。中国古代五千年的文明与乡村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西方文明的兴衰总是同城市与商业联系在一起。从古希腊衰亡到古罗马毁灭都同城市的毁灭联系在一起。近代西欧的复兴，也是从15世纪地中海的城市与商业复兴开始的。
总之，当我们纵观人类文明史以来全部历史，我们则会发现，乡村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两极，在不同文明时代，都曾经成为引领人类文明的主导模式，在不同文明时代，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地球空间分布，表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所以乡村与城市交替鼎盛的互动，又变成了东方文明之间交替兴衰。15世纪以前，是东方主导的乡村文明鼎盛时代，15世纪后，是西方主导的城市文明鼎盛的时代。15世纪后，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从西方文明这颗大树上结出的城市的种子，不断播种到全世界的过程。
如果说500年前，人类文明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时代春天，是从地中海的城市复兴带来的文艺复兴开始的，那么，500年后的今天，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时代春天，将从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开始。
二、城市不是普世文明，乡村有乾坤也关天下事
1、城乡两极生克制衡律：最优均衡与常态均衡
城市与乡村的公平性，不仅表现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两极交替演化的规律，还表现为两极之间生克制衡的平衡关系。
城市与乡村两极具有的开放与封闭、自足与分工、生人与熟人、竞争与共生、物质与精神、农业与工业、集中与分散、自然与社会、自利与利他、科技与文化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按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宇宙演化规律，乡村与城市必须按照生克制衡的均衡规律进行演化。
城乡两极的均衡规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和能量释放最大化的均衡。这种均衡态一旦出现，就是人类文明演化的鼎盛时期。另一种维系文明运行常态底线均衡。一旦超出底线均衡，文明社会就会出现解构、衰退。历史也会强制性地进行自我调节，是乡村关系回到常态均衡上来。
2、中国古代乡村文明的常态均衡与最优均衡
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主导的五千年文明的演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之间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回归均衡的过程。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以乡村为根的社会，必须借助城市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实现乡村文明社会的常态发展。
自足的乡村经济，需要开放城市交换经济系统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分散乡村治理也需要依托城市进行集中管理弥补，维系乡村社会的常态运行。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纯乡村社会，也不是一个纯农业经济。在以乡村和农业为基础上，不仅形成了中国特有繁荣的城镇体系和发达的手工系统，也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发达金融业、交通、运输、以及服务业传统手工业的各种行业组织。可以说，在现代城市文明系统中衍生的一、二、三产业，在中国的古代都存在。
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工商业和服务业发展到如何高的程度，有一个界限不能突破，这就是城市资本和工业的发展必须保持在不能对乡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侵蚀均衡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的农本商末、固农抑商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对乡村与城市常态均衡内在调整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古代形成的朝代更替过程，就是一个强制使社会不断回归乡村与城市均衡发展的过程。导致中国古代朝代更替，如西汉、唐朝、北宋、明朝和清朝等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兼并严重。而乡村土地兼并的深层原因，就是在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城市资本的过度膨胀，导致城市资本对乡村土地的兼并，最后导致整个农业社会基础的瓦解，最终演化为颠覆政权的农民起义。正是在这样的沉重代价下，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长久统治都曾实行过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和措施，如王莽篡汉后实行王田制，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王安石变法实行方田均税法等。
中国古代乡村主导文明体系，是一个让乡村携带的文明信息充分释放的文明体系。在这个文明体系，虽然也有城市发展，也存在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均衡，但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在这个系统中，城市所携带信息和能量，不能有效地释放。使中国古代长期处在低水平重复循环的进化中。
在乡村文明主导的城乡两元互动的系统中，乡村文明所携带的具有阴性特征、内卷、封闭、自我完善、注重心力等因素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应有的在开放系统的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在开放的社会分工释放出的生产力、在激励个体、鼓励创新最大限度释放人类创造力发明受到严重限制。
这种自足、封闭、低流量、缺乏创新活力的高安全文明模式，无法适应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15世纪开始，起源于地中海城市文明的复兴，成为引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选择的文明模式。
3、近代以来城市文明的四个遗产
诞生于西方的城市，留给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遗产，概括起来有市场经济、科技创新、民主政治与自由开放文化等四个方面。这四大遗产解决了在古代乡村文明系统所未能解决的两大难题：
一是在开放的城市系统中，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突破了古代农业经济在物质财富生产中报酬递减律的限制。
在城市系统中，形成的激励科学技术创新制度与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的自我维持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生产方式，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突破的受制于物质短缺的“马尔萨斯陷阱”。这是工业经济留给当代人类的最大遗产。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惊叹工业化所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二是在适应城市生人社会关系，建立在公民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开放的文化相结合，不仅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政治与文化的支撑，而且为现代人类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方式。
正是由于城市释放古代乡村所有没有的如此巨大生产力能量，而且也为现代人类提供一种完全不不同乡村的新生活方式，城市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和魅力，使得城市化成为人类文明程度高度的重要标志。
无论，当今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轨道上中国，对城市化来福祉的期望值有多高，但我们站在人类文明时代给予高度，看到一个真实现实前景是，城市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正处在式微中。城市给予当代人类带来代价已经大于收益。
4、城市不是普世文明，全球城市化成为少数人独享的文明
就像古代的乡村文明有局限性一样，现代的城市化文明也不是人类的普世文明。全球的城市化已成为高成本、低收益、负效应大与正效应的困境。
首先，城市化城市文明在全球的扩张，已经到来给人类文明带来负效应大与负效应的时期。
我们要用一个被现代科学认可的定量模式，计算出工业文已经是一种亏损赔本的文明是很难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问题回答。因为有一种危机是被当代人类公认的，这就是能源环境的危机。当代人类遭遇的能源与环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危机，从根源上讲，恰恰是来自城市这种文明形态的危机。城市作为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的载体，现代城市病正是工业文明的病的集中反应。直到目前为止，主流理论，仍然没有把能源与环境与城市本身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碎片思维主导认识范式中，把城市看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容器而已。他们认为高能耗、高消费的城市导致的环境与能源危机，与城市本身没关系。只要人类有足够技术进步和城市管理制度创新，城市文明导致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就可以解决。因为当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最好的范本。
其实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认识误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文明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就像近代以来西方城市经济扩张，是以殖民扩张世界资源和市场为支撑一样，今天仍然维系着高消费的西方城市，是以污染输入其害发展中国家为代价。西方发达国家所享受城市环境，是通过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的高端贸易优势，把污染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实现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造成污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则是改变的释放的空间。这种释放在最初，属于利己害人做法，但由于空气的无国界性，被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污染，正在成为全球人必须承担的代价，这就是地球变暖。
其次，高成本的城市文明是属于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
今天世界城市化人口已经达到50%以上。但这些进入城市的人，并不是都在享受城市化的好处。《世界报告2007：我们城市的未来》称目前30亿的城市人口中有10亿居住在"贫民窟"。这些已经成为城市癌症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如果减去发达国家10亿人口，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50%属于生活在贫民窟的居民。其实在发展中国的贫民窟，并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其恰恰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联系在一起。
由于起始城市是一个必须依靠足够的外部资源和市场来支撑的高成本文明。这种高成本的文明模式与主宰当代世界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规则相结合，使近代以来世界的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赢者通吃、城市化两极化发展。处在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成本转移对象。城市文明成为少数竞争优势国家独享的文明。而大多数进入城市化国家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
在开放系统中，城市具有的自我扩张性，决定了养育城市资本扩张，一方面需要来自农村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持续供给，另一方城市资本的扩张，必须有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跟进。这种需要有更多农民变成市民来满足这种需求。城市化导致的农民进城，又为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创造了条件。城市化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城市替代农村，是乡村消亡的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吃掉乡村只是在发达国家自身范围演进。但进入到了后期，即使本国的乡村全部城市化，也不能满足城市资本扩张的需求，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优势的城市资本的扩张，就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来满足。
于是就形成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与发展中国国家城市化两极分化的效应：一端是发达国家城市换挡升级，跨国资本持续扩张，另一端是大量城市化贫民窟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小农破产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扩张的后果。西方现代化农业向发展中国家拓展的结果，造成了大量市民的同时，城市未能为这些市民创造就业机会。在这样一种背景，发展中国家陷入城市化的陷阱不能自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成为满足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牺牲品。
5、城乡两极失衡是现代文明危机深层根源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在诸多不公平中，其中最大的不公平是左右这个世界话语权的不公平。被在全球城市化竞争中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解读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理论和舆论，均为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而服务。世界真相与现实在这个话语权不公平世界被掩盖和扭曲。
我们本来已经生活在一个城市盲目扩张，导致城乡关系失衡带来诸多城市文明危机的世界中，但占据主流的理论却大讲，21世纪是人类走向城市化世纪。全球城市化是人类文明不可阻挡的潮流。尽管城市化带来是大量贫民窟人口开始膨胀，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承受社会难题。尽管全世界还有10人处在粮食危机之中。
但主流理论对此解释是，这恰恰在于城市化率不够，只要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许多问题可以解决。可是拉美许多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很高，这些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再加剧。而主流话语权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针对拉美的出现的问题，而提出“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给予的另一个解释是市场化程度、国家的自由开放程度不够造成的。
总之，在现代占据主流理论与话语体系背后，有一个假定在起作用，这是城市是当今人类文明的普世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终结选择。在这样一个假定的不仅下，我们就不能对已经敬在神位上的城市化不能说三道四。而对于城市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诸多危机，只能求助于被现代推崇技术进步来解决。然而，就像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一言，技术进步同样与发展国家无关。
解决当代人类文明危机，最需要突破的被不公平的话语权与理论掩盖和扭曲的现实。最需要突破的是要让城市从神位走向人间。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在城市系统产生的问题，无法在城市系统本身中得到解决。城市的过渡膨胀导致的城市与乡村失衡，已经到了城市与乡村常态均衡底线。近代以来，西方城市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表现为一个城市替代乡村、城市剥削乡村、两元归一的过程。城市与乡村对立，已经超出了维系人类文明正常运行的底线。
起始于西方城市文明，所携带能量和信息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已经过度膨胀的城市文明，导致乡村文明的大量消失，已经使当代人类文明陷入阴阳两极失衡危机。城市文明已经进入物极必反的时期，城市文明主导的人类文明的时代已经走向尾声。
如果人类文明的终结目标将成为一个只有城市，没有乡村文明世界，那么意味着人类文明将走向死寂。因为人类文明演化动力，恰恰根源于城乡两极生克互动之中。
从矫正失衡的城乡关系，是从源头上化解当代人类文明危机重大战略。如果说乡村孕育了古代农业文明，城市孕育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在城市与乡村两极文明所携带信息与能量都已在人类文明史上显示过的背景下，走向生态文明当代人类，所要走文明之路，只能是一条不弃城市，也不舍乡村文明之路，是在一个更大时空上，在重构城乡两极均衡关系新文明。
当代人类面临危机，不仅仅还是被发达国家所讲仅仅与他们相关能源与能源的危机，此外还有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不大的世界的粮食危机、引进大量乡村消失导致传统与现代断裂的人类文明多元文化断裂的危机等。
总之，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失衡、南方与北方失衡、物质与精神失衡、农业与工业失衡、科技与文化失衡等一系列阴阳失调的危机，都与城市与乡村失衡密切联系。
要破解人类文明阴阳两极失衡的危机困境，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让城市文明单级化继续扩张，而是需要乡村文明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有大乾坤，乡村文明复兴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天下大事。从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城乡两极文明的新关系，是当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必然。
